唯一进入“蝙蝠侠”世界的著名经济学家 —— 米塞斯的奇迹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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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蝙蝠侠的信号灯。
莫斯科宝藏和柏林蝙蝠侠
1996年10月，埃贝林在莫斯科如饥似渴地影印一沓沓文档，不知不觉印了数千份之多。
上世纪90年代，埃贝林几次赴莫斯科提供市场化改革咨询，亲历了前苏的崩溃。然而，他在智力上最令人兴奋的工作，莫过于获得这些影印本。
▲ 理查德·埃贝林作品2020年被引入中国
在他的努力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度下落不明的文档，终于重现天日。
关于这些文档的来历，要追溯到1938年。就在那一年，米塞斯一家前往瑞士躲避纳粹魔爪。
米塞斯的妻子玛吉特回忆道，就在“纳粹进入维也纳的当晚”，夫妇二人急忙将“珍贵的藏书、作品、文稿以及一切他们看重的东西，封进了38口箱子，然后乘车离开。”
直至战争结束前，米塞斯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维也纳，这些来不及带走的珍贵物件，最后也不知所踪。米塞斯于1940年移居美国后，对找回这些文档就更不抱希望了。
1989年，米塞斯研究院得知，格拉茨大学和维也纳大学的两位学者给来自奥地利的34000箱文档编辑目录，其中就有米塞斯的文档列表。埃贝林利用这份目录，找到了米塞斯文档的确切位置。
原来，它们先被纳粹查封，又于二战末期，被俄国人掠走，辗转运至莫斯科的一所秘密仓库，埋藏了数十年之久。
米塞斯莫斯科文档的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事件还激发了漫画大师保罗·波普的创作灵感。
▲ 漫画大师保罗·波普
由保罗·波普创作《蝙蝠侠历代记》（1998年冬季版），以“替代现实”人物巴鲁克·韦恩为主角，这名犹太孤儿，长大后奋起抵抗纳粹。
在虚构的漫画情节中，柏林蝙蝠侠知道米塞斯是一位和邪恶抗争的大知识分子。他试图阻止纳粹分子劫走米塞斯的作品。
漫画主要出场人物有巴鲁克·韦恩（韦恩在白天是富有的社交名流、立体派画家、隐藏身份的犹太人。到了夜晚，他就化身为神秘的蝙蝠侠——所有犯罪分子和邪恶头脑的天敌）、罗宾（韦恩的女助手，1938年，她协助蝙蝠侠打击纳粹，1998年，她撰写了一部尚未发表的回忆录）、加登局长（协助没收米塞斯作品的警察局长，与韦恩有“交情”，既不知道他是犹太人，也不知道他是蝙蝠侠）。
1938年，德国柏林，巴鲁克·韦恩从好友加登局长那里得知，警方没收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藏书、作品和笔记，因为米塞斯反对第三帝国和希特勒政策的立场。加登不知道，韦恩实际上就是那位一直让纳粹分子头疼不已的神秘蝙蝠侠。
多年以前，当韦恩仍然是孩子时，看着他的犹太父母，被反犹暴徒殴打致死。从那时起，韦恩发誓要替双亲复仇，用余生来对付一切犯罪和不公。他成年后，继承了父母财产，身心臻于成熟。受到一只入室蝙蝠的启发，他决心用这个符号来令罪犯和恶徒胆寒。
遇见加登的第二晚，韦恩披上蝙蝠衫，直奔火车站，想要偷偷取回米塞斯的作品。他想让火车停下，被加登的手下围困。于是他毁掉火车，好让米塞斯作品不落入坏人之手。
▲ 《蝙蝠侠历代记》中的柏林蝙蝠侠
蝙蝠侠助手罗宾未出版的的回忆录称：“1938年，当纳粹要洗劫他的公寓时，米塞斯流亡到了美国。他的房东太太向当局告发，说米塞斯正在编写一部挑战纳粹社会经济政策的新书。（…）纳粹阻挠了米塞斯，但不能使他停下脚步。他继续写出《人的行动》，并于1949年出版。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自由至上作品之一。米塞斯反对专制的想法，先是对纳粹，后是对俄国，也对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爱干涉管制的政府构成了威胁。（…）他捍卫个人的、言论的和思想的自由（…）我应该补充说，柏林蝙蝠侠也以米塞斯为楷模。”
圆石市书信和米塞斯智慧
在莫斯科宝藏被发现之后，笔者也偶然发现了米塞斯的另一座思想宝藏。
我在美国自由至上论者组织的活动中认识了圆石市（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北部城市）的杰里。他在闲聊中提到，他在父亲家中遇见过哈耶克。哈耶克是我崇敬的英雄之一，这立刻激发了我的兴趣。杰里告诉我，他的父亲是经济学家范西克尔，曾经师从米塞斯。
一战期间，范西克尔中止他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研究，志愿加入了美国军队。战后，他留在法国担任大使翻译。他慕名从巴黎赴维也纳拜会了米塞斯。交谈之后，米塞斯把作品《社会主义》的影印本赠给了他。范西克尔得阅此书，后来竟达到通宵达旦、手不释卷的地步，结果他的观念转变到了自由市场一边。后来，范西克尔在米塞斯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撰写了以奥地利直接税为主题的论文。
米塞斯的著作，对其他大人物也有类似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写道：“《社会主义》在1922年首次出版时，其冲击是深远的。一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理想主义者，在这本书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观点，最后改变得如此彻底。我清楚这点，因为我就是这些年轻人之一。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构社会的愿望，使我们当中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它会满足我们对于一个理性和公正世界的希望。这本书一问世，就把我们的希望击得粉碎。《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一直在寻求的改良，是完全搞错了方向（…）《社会主义》震撼了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米塞斯影响的知名人物，还有安兰德、罗斯巴德……
1966年，在结束治学生涯之后，范西克尔迁到美国圆石市。巴黎出生的杰里从1960年就定居在了那里。范西克尔晚年在圆石市撰写了著名作品《自由处在危机之中：理想主义的暴政》，他还和那个时代许多著名的市场经济学家保持着通信。
杰里最近前来拜访，随身带来他的父亲和哈耶克、米塞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另一位诺奖得主）等学者的往来书信供我扫描。
想到埃贝林冒着风险远赴莫斯科，而我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把朋友邀请过来，这些书信也没有沦于坏人之手，于是我怀疑这一小小事件，能否也给一本漫画书带来灵感。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这是多丰富的一座宝藏！米塞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书信原稿！
我对杰里抱憾说，米塞斯在尼克松卸去金本位制度的所有伪装之后就过早离开了人世，没等到前苏解体，甚至也没等到哈耶克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因此，米塞斯没能活着看到他的思想对于世界的充分影响。
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明白许多信上的签名“弗里茨”（Fritz）就是哈耶克。我向杰里提到，一想到这位卓越学者、诺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弗里茨”，感觉有多么奇怪。
范西克尔在1974年10月30日的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弗里茨，想必不说你也知道，我得知你获得诺贝尔奖时有多么高兴。我希望我是错的。可我认为，如果你不写《通往奴役之路》，你还会更早获得它。”
而阅读米塞斯来信中充满智慧的文字，则让我深深感受到他对自由市场的深刻洞见。如：
“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它赋予消费者主权，让所有生产者别无他法，只能靠价廉质美的东西，满足消费者的愿望，这把消费者拔擢到至高的地位。它把物质生产要素的控制权，交给那些懂得如何利用这些要素让消费者受益最大的人。它使竞争行之有效。它代表着进步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所有人，不管什么阶层，都因为它普遍获益。”
“凡把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视为邪恶的人，都是些浪漫主义者，他们受到18世纪哲学家堆里流行观点的指导，即‘共和美德’只能在每户农人都拥有自给自足小农场的社会里实现。这个国家（美国）之所以拥有史上最高的生活水平，是因为一连好几代人，都没去尝试‘再分配’和‘均等化’。在‘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地方，平均生活水平必然下降。”
“如果从不平等是一种邪恶的假设开始，把讨论和‘济贫’这个问题结合起来，那对所涉问题的这种讨论，就是毫无用处的。在封建社会中，贫困是收入不平等的必然结果，而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企业’不损害其他人的生活条件，相反还予以改善。”
“我清楚认识到，我的眼光迥异于新政的视角。人们对于‘按需分配’的想法着迷。这是流行词‘内疚情结’的根源，也是他们对口头信奉平等原则的俄国在潜意识中多少寄予同情的由来。”
“如果不公开支持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原则，一切赞成自由企业、私人创造、大众民主之类的主张都会成为空话一句。”
只有像米塞斯这样的奥派经济学家，才会谈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中间道路构想”。在奥派经济学家和弗里德曼这样的芝派经济学家之间总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尽管大多数自由至上论者对两派皆有好感。范西克尔教授和双方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而许多奥派学者认为弗里德曼严重偏离了自由市场的道路——这样说有助于你初步了解他们。
奇迹之光在普通人身上绽放
杰里兼听各方意见，得出了自己的自由市场结论。他说：“我在大学修政治学时，这门课对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嗤之以鼻（…）我独立思考了这种观点，对于相反的观点也一样。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真正的乐趣。”
杰里早年在欧洲度过。他说：“我记得小时候听过希特勒的广播，那是个可怕的声音。”他和家人一起回到美国，在海军呆了一段日子，就去上哈佛大学设计院，酷似兰德笔下的主人公霍华德·洛克，“我违抗他们的要求，所以没拿到学位”。他不得不到科罗拉多法院打官司，争取参加该州的建造师资格考试。“他们对没有学位的人从事建筑业不以为然。”他把自己所遇到的坎坷挫折，描述为“一个涉及垄断许可的典型故事”。
19世纪80年代，杰里的祖父当老师前在丹佛做木工。杰里结合了他祖父和父亲的爱好，在这个地区延续他的家族传统。杰里说，在建筑领域，他投身于一个企业进入相对自由的竞争性行业。他说：“你清楚什么是好的制度（…）我能近距离观察私人企业的优点。”
杰瑞也像洛克一样努力给低收入者建房。不幸的是，他说，“法规都是为建造中产阶级房屋而编写的”，所以建造低成本住宅可能遇到一场监管噩梦。尽管如此，杰里说：“我建造了一些小而俗套的单元，所有这些都是基于我这个信念：我们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来造出普通人可负担得起的房屋”。
杰里说，大约在1980年，“我有机会参加加图会议。此次活动持续了九天，加图研究院创始人埃德·克兰和罗特巴德，受安兰德影响的哲学家蒂伯·马汉等名人都出席了。杰里说：“穆瑞（罗斯巴德）当然是最令人难忘的老师。”发言者讨论经济和道德，“碎片被拼成了完整的图景”、“加图会议替我把这两者联系了起来”。
大约与加图会议同时，圆石市正在规划十字路口购物中心。杰里声称，该市以往对开发本地的私人努力故意为难、设置障碍，现在却要为这个项目注入数百万美元税金。该市还以“如不接受现金收购，就威胁采取强制征用”的命令，强行推动发展。杰里说：“这太蠢了，真是个不可思议的讽刺。这个由纳税人资助的公共机构如今已死。”
杰里在2003年11月10日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自由至上主义者帮助地方恢复财产权的计划。他写道：“地方建设、分区和规划所牵涉的，是实实在在的产权问题，这可能是地方政府手中最具经济意义的权力，市县官员关于建设和分区法规的决策，可以被诉诸于公民委员会公断（…）我建议自由至上论者回顾所牵涉的问题，挑出那些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对受到影响的人——不管涉及哪个重大方面——都给予公平的解决方案。根据我们的基本信念，我们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土地使用决策核心的财产权，但这些权利常被蔑视自由的掌权者和他们一手挑选的委员所忽视。”
通过这些抗争，杰里希望“能够恢复对个人受害者及其受损财产权的关注并加以保护，继续恢复人们对财产权即基本权利、基本正义和基本自由的理解并为之声辩（…）能够一步步实现立法和法规的人性化，直至其被保护个人权利或要求损害赔偿的原则所替代。”
就这样，通过他的学生范西克尔、其子杰里还有世上最伟大经济学家的一大扎信件，米塞斯的精神在圆石市长存。
当你在夜幕中，看到一道身影掠过天际、对抗邪恶，保卫当地财产所有者的权利，那也许正是现实生活中杰里这样的人。和柏林蝙蝠侠一样，杰里也是“个人的、言论的和思想的自由的捍卫者”，而这要归功于米塞斯这位“奇迹般的经济学家”。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束奇迹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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